《国际循环》：目前在血糖干预方面，有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对于早期发现IGT的人群，给予其用药，预后是明确改善的？

胡大一教授：到目前为止并没有看到真正的证据，我们看到IGT的干预，无论运动还是药物治疗的试验，目前主要看到可以减少新发糖尿病。但最重要的是没有看到最终目的心脑血管终点事件的减少。因为我们要把整个糖代谢干预提高到IGT层面，我想这个成本是非常大的，无论是生活方式的改变还是到药物方面的投入明显是扩大了针对的人群。越早的干预，可能获得预后终点事件改变的周期需要的越长，需要干预的人群可能越大，这样才能做，所以这也是为什么DREAM研究最后结果并没有看到阳性结果的一个原因。因为如果从三十岁做起，反过来说我认为三十岁也是最重要的时候，因为到四十岁是疾病的快速进展期，但没有发生临床事件。所以我认为要早到什么程度，可能更早的是要到十八岁以前，当然这个阶段我们不是要提倡使用药物，可以从体重从肥胖角度进行干预，能够改变青少年、学校、家长的理念，比如目前学校和中央提倡中小学生每天运动的时间不能少于一小时，是从政治局来决定，像过去中国第一代领导人毛主席讲的“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把身体好放在第一位。如果从这个阶段去强调运动，少吃垃圾食品，控制肥胖，不沾第一口烟草，可能从这个角度去考虑相比到三十多岁靠更早的吃各种药物来进行早期干预的成本就会很低，而更基础的是我们要倡导全民健康的生活方式。

世界卫生组织有一个调查states syndrome就是人的生存状态的一种综合征，比如他强调政治领袖和经济领袖，其成就感越大，健康水平越高。也有很多人质疑我们国家，当然从国家中央领导来看，我们现在可能看到吸烟的情形越来越少，对健康比较关注。但我关注的是乡长，县里的一些基层干部，尽管并不是他们的生存状态不好，而是大量的喝酒，吸烟，甚至不查身体不体检，有了高血压也不在乎，有了糖尿病也不好好控制，我想这才是真正值得我们关注的。目前在基层岗位工作的中年人和企业家们的健康意识需要提高，他们缺乏健康意识缺乏危机感。我们讲EARLY只是一个特殊人群的研究，可能最终还要更提前，更基于全民健康的生活方式方面，比如戒烟。还有一点要立足于群体，要发动每一个老百姓去关注健康，对自己的健康负责任，甚至去投资健康。健康是每一个人的事，如果健康靠别人是靠不住的。

对今天我们讨论的这些高危的高血压患者，不但高血压要控制的很好，而且要去发现隐匿的危险因素，这些都是到大城市大医院看病的患者。相反如果从另一个角度，全国有2亿的高血压患者，如果每个患者一觉醒来都一口水一片药，吃片降压药，血压就降低10 mm Hg或5 mm Hg，这将会非常大面积的减少心肌梗死，这个成本可能非常低。再一个现在吸烟的人戒烟的成功率非常低，只有2%～3%，我们一个方案可能是去研发新的药物，在大医院建立戒烟门诊，对每个吸烟者加以行为、心理治疗再加上药物治疗使其戒烟的成功率提高，达到10%～20%。但从另一个角度讲，我们所有医院的医生在各种场合都去动员公众戒烟，尤其是自己带头戒烟，再去动员看到的每一个患者，他已经得了冠心病，已经放了支架了，去动员他戒烟。或者更广泛的，患者得了高血压，像今天讲的隐藏的因素，而吸烟本来是一个明摆的因素，可能大家没问也就变成隐藏的因素了。

如果大家去动员所有高血压患者中吸烟者戒烟，比如举个例子就是医生对于吸烟这个问题感到漠视，不去谈论这个话题，或者只有很少的医生出于责任感去动员戒烟，比如动员了100个人，其中有2个或3个人成功戒烟了，而可能经过多年努力，通过让吸烟者服用戒烟药等，最终成功了20个人，如果我们每个医生天天去动员，见了每个高血压患者、冠心病患者、做了搭桥的患者都去动员其戒烟，动员了200万人，这个成功率还是2%的话就是4万人。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医生对自己的责任，对自己的工作范围要有所改变。我们医生除了专家讲健康讲预防对老百姓的影响度更大，时效性更好一点。所以可能要从两个角度来考虑，一个是我们通过做这个试验去深挖一些机制，把血压降的更理想使达标率提高，并用OGTT或其他的方法把隐藏的因素挖掘出来进行综合的控制，这是很重要的；从另外一个思路考虑，医生要有一个人群的概念，他们面对的是中国的十几亿公众，2亿高血压患者，3.5亿的烟民，甚至看到5.4亿被动吸烟，9亿人口受烟草危害的这种总体的宏观概念，去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这并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只是理念上需要加以转变，跟患者谈三分钟戒烟的事并花不了多少时间，一旦理念改变了，行为变了，实际上很多事是举手之劳。260万个职业医生如果每人每天去动员10个患者戒烟，就算里面成功1个也是不得了的事情，最终的数目会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