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循环》：关于高血压防治需要更综合的理念，其实每个医生都明白，但是到大医院就诊的患者非常多，现在医院大都强调出院率，也就是四五天。而且这种早期的筛查对医院来讲好像也没有什么具体的获益，所以大家都争相做导管，这个比拼比较厉害。您认为这种理念最终如何在临床上能予以贯彻呢？

胡大一教授：EARLY这个项目目前针对的目标还主要是三级甲等医院的医生。首先我们一定要改变医生的理念，对于一个高血压患者，医生应该理解，高血压患者身上常常群集着多种危险因素，而且一些重要的危险因素可能是被隐匿的。第二要为医生提供一些耗时少又简便的筛查手段，比如说空腹血糖值在正常或在临界水平的患者，如果能做一个简化的糖耐量试验，这个试验实际上并不复杂，实际上就是一个空腹的葡萄糖负荷后2小时的简化而又被大家都认可的筛查工具。如果EARLY这个项目进一步往社区做，我认为要看有没有可能用更简化的筛查手段，既能让医生不费太多事，又能为整个社区和医院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比如有一个法国的科学家发现通过汗腺的方法来筛查，这样完全就不用取血了，只要让患者的手脚四肢能够接触检查设备，通过汗腺来反映自主神经的一些变化，就有可能更敏感的筛查出非常早期的糖代谢异常的患者。尽管这个方法的特异性差一些，但其敏感性很强，可能发现的更早，又免掉了抽血等这些为患者和医生带来不便的工作，可能这样更有实效。

所以我认为要从总体上改变整个医疗服务的模式，要从机制体制和结构上改变，否则如果医院的收入和医生的收入和奖金是由工作量（数量）来体现的，尤其是针对疾病终末期治疗的数量上来体现的话，那就很难把大家的关注点和战略引向前移和下移，重视预防。在基层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很尴尬的情况，一方面专家希望能用最便宜的药，老百姓能吃得起付得起的降压药来控制高血压。但基层工作医生可能希望用更贵的，静脉点滴药物去治病，来得到更好的收入。所以如果我们未来能够将对医生绩效的评估不是看这个医生用了多少药，做了多少支架，而是看他对疾病控制率的一些指标，如门诊对GA、对血压、对糖尿病早期治疗管理这样一些疾病控制的指标。社区医院更是这样，要采取一些激励的办法，比如血压控制率提升一个百分点，要给予这个医生一定的分数奖励，这个分数将来可以增加他的收入。我想这可能是需要从整个机制体制以及结构上来调整的，才能真正让大家真心实意的去做疾病预防工作。

《国际循环》：这几种指标现在能不能写入指南当中呢？就是说对于高血压患者都需要进行这几种筛查，如果作为指南下发，推广的力度就会更强一些。现在还没有将这些指标写入指南具体是证据不够还是我们的理念不够的原因呢？

胡大一教授：我想这两个原因都是有的。首先我们肯定要转变理念，高血压需要更早干预，需要综合干预。需要早期，不能太晚；再则高血压不是单纯的血压控制，而需要注重多种危险因素的综合控制和亚临床指标的尽早的干预。但从另一个角度讲也确实需要证据，我们现在讲的数据都是来源于三级甲等医院来就诊接受降压治疗的患者，这显然是一个高度选择的人群。如果作为指南来推荐检查哪些内容，一定要建立在坚实的证据基础上，检查这些项目和不查对于心血管疾病预防和硬终点的减少有什么差别，这可能是更重要的东西。一方面，我们要改变理念同时也要收集证据，甚至进行更多研究来收集证据。必须有明确的目标人群，设定不同人群检查哪些指标使成本效益最合理，能减少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这些最实在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