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循环》：您是如何看待IGT和糖尿病之间的关系？它们之间是否有本质的区别？有数据显示，高血压合并IGT会使总体心血管风险增加至1.7倍，而高血压合并糖尿病会使患者的总体风险增加至2倍。也就是说，这两者之间非常接近。就此来看， IGT和糖尿病一达到并驾齐驱的程度，IGT已走在形成高风险因素的路上，您是如何看待这一点？

郭晓蕙教授：糖尿病的血管并发症，特别是大血管并发症，早在糖尿病发现之前的数年，这个危险因素都已经存在了，往往这些个体都有肥胖，高血压，高脂血症，及其他的遗传，这些因素都已经早就在个体身上越来越明显，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加，所以应该说是在IGT的阶段开始关注心血管危险因素干预应该说是更早，因为以往的在糖尿病以后的干预没有哪个研究能够看到非常好的大血管并发症，大血管事件的减少，（国际循环：也就是说已经发生糖尿病相对时机就比较晚了，）对。（国际循环：也就是说您也觉得IGT和糖尿病之间可以说IGT这个阶段相对于糖尿病来说更重要，）也许对大血管并发症的，它更重要。

《国际循环》：对于IGT的发现而言，心内科和内分泌科的角色有哪些不同？而对于IGT的干预，心内科和内分泌科的角色有哪些不同？您觉得，心内科和内分泌科如如何去更好的彼此配合，来提高对于IGT的干预？

郭晓蕙教授：很多没有三多一少的病人，他可能会因为血脂异常，血压异常去看心内科，也可能因为肥胖去看内分泌科，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可能先去看心内科的人更多，因为他血压高，有的人甚至已经有了心脏不舒服，心肌缺血的症状了，这样就会更多的病人看心内科，那么，如果心内科大夫能够想到，起码关注他的血糖的情况，如果发现空腹血糖相对高了，处在5.6-6.0，还在正常水平，但已经接近6.0了，这时候可能应该提醒注意测量餐后血糖，甚至于作糖耐量实验，或者现在有更多的人主张应该做糖化血红蛋白，起码，如果是真的血糖餐后明显增高，糖化血红蛋白可能就达到诊断标准了，当然，更好一点的就是做糖耐量实验。因为糖化血红蛋白对于，按美国人标准0.5，那么对我们中国人来讲就可能会漏过很大一部分餐后血糖升高的人，这种时候如果心内科医生挺忙的，应该把病人介绍到分泌科来，由内分泌科给他做最后的明确诊断。对糖耐量异常的干预，其实内分泌科可能有更好的资源，有糖尿病教育者、有和我们配合的受过糖尿病预防和干预的那种营养师、运动治疗的指导，实际上这个阶段很多病人是需要这样治疗的。当然，也有有些药物治疗，可能内分泌科大夫会根据病人现在的状况和β细胞功能的情况选择合适的干预措施。（国际循环：也就是说，作为心内科医生应该掌握一些最基本的糖尿病指标，去首先发现它，主动介绍到内分泌科）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