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循环》：NAVIGATOR研究是目前迄今为止最大规模具备统计学效能、在IGT伴有心血管危险因素和心脏疾病的人群中同时评价新发糖尿病和心血管终点事件的大型临床试验   第一个可同时评价IGT人群糖尿病进展情况和心血管转归的大型临床试验，那作为内分泌领域的专家，您认为这项研究以及对未来高血压治疗有什么样的临床指导意义？

杨立勇教授：虽然Navigator研究还没有正式地宣布它的最终结果，但是从现有的、已经获得的资料来看，这项研究对未来高血压的治疗所产生的积极意义还是非常大的。首先我想，我们现在可以考虑高血压治疗的关口还可以大大地前移，要提倡早期地对它进行干预；第二个，对这种干预的考虑要更加的全面。因为Navigator这项研究告诉我们，高血压其实是一个伴有多种的相关危险因素的临床综合证，你单纯地考虑纯粹地降压可能对它的益处还是有限的，必须全面地考虑所有相关的综合因素的控制，才能最终把高血压所引发的心血管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损害降到最低。

《国际循环》：大量研究证明了早期干预糖尿病的转归的意义，您如何看待生活方式干预和药物干预？ 如果NAVIGATOR能从主要终点上证明“降压”药物（如缬沙坦）也能降低新发糖尿病，您又会如何看待生活方式干预和药物干预？在应用策略上，会和降糖药物降低新发糖尿病有哪些不同？

杨立勇教授：从目前我们大量的循证医学所提供的证据来看，从早期干预糖尿病、最大限度的使它的临床转归趋向好转的角度来看，在我们选择生活方式干预和药物干预这两点上来讲，我想我们还是要强调生活方式的干预是基础，是一切其他干预－包括药物干预－的基础。只有在生活方式的干预充分地做到位的情况下，药物的干预以及其他的干预才会有效。我想我们不排除药物干预，因为现在已经有很多证据，包括Navigator研究也提供了很好的循证医学的依据，就是药物干预也是非常有效的。但是我想，生活方式的干预仍然是药物干预的基础，它们如果在干预的重要性的摆位来讲，我想生活方式的干预显得更为重要。但是，Navigator研究也已经显示了药物干预也可以带来很大的益处，只是我们要把握好它的分寸。比如像您刚才所谈到的Navigator研究它已经证明了降压药物能够降低新发的糖尿病，但是我认为（如果说）这个所谓的降压药物能够降低某些新发的糖尿病的话，（那么）这里的降压药并不是一个普遍的概念。或者是说，某些已经有循证医学的证据所支持的降压药物有可能降低新发的糖尿病，比如我们Navigator研究中所选用的降压药物缬沙坦，就发现它有一定的调节糖代谢功能的作用，那么（就）有可能使新发糖尿病大大地降低。从这一点上来讲，我想如果已经大型有循证医学所支持的、非常有效的药物，对于已经有高血压发病倾向、或者有高危因素的人群，我们在干预他的高血压可能发生、可能发展这样一个思考下，同时选择一些降压药－如果这些降压药物已经被证实可以良性地去干预血糖的状况，那么这种药物干预我想可以起到一箭双雕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