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循环》：从NAVIGATOR研究设计上看，所有患者均接受严格的生活方式干预，您如何看待生活方式干预和药物干预？ 两者在临床工作中如何选择实施？

谢良地教授：这个问题非常实在，也非常好，也是很多病人和医生常常想知道的问题。就像我前面已经提到的：我们应该一手拿枪杆，一手拿锄头。这句话的意思实际上就是：假如Navigator结果给我们带来的是干预生活方式比服药更重要的话，我们就要花大力气对病人进行更高强度、更广范围的健康教育，让病人获益；如果Navigator结果给我们的提示是药物治疗更重要的话，那我们就要提高和加强临床使用药物的力度。正如你所问的，在临床实践中要改变一个人的生活方式是非常困难的，并且很多人不能坚持；服药对医生和病人来说都是一个比较便利的方法。但是改变生活方式本身虽然难，但没有副作用，也比较便宜，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措施。使用药物要用成本核算，甚至会有一些副作用，虽然说方便，但它潜在的风险要比改变生活方式大。因此，还是上面那句老话，我们要一颗红心两种准备，不管是临床研究的结果证明说改变生活方式更重要，也就是说，和对照组相比干预的结果没有获益，那么实际上它也是一个阳性的结果，就告诉我们说生活方式的改变非常重要，可以部分、或在低危的病人代替药物的治疗，它的结果同样是非常伟大而有意义的。

《国际循环》：对高血压防治工作，目前国际上有从“多种危险因素的分别管理”到“全面综合干预”转化的趋势，您如何看待这一转化对我国高血压防治工作的影响？

谢良地教授：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单独处理和系统工程的问题。我们的临床医生在治疗病人的时候，往往受学科、受部门的一些限制，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病人他同时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和血脂代谢异常，当他来找心血管病专科医生诊治的时候，医生可能更多地注意到他的血压问题；假如这个病人到内分泌科就诊的时候，医生可能更多地注意到他的是糖代谢、血糖控制情况和血脂异常的情况。作为一个临床医生，实际上我们应该、也能够从整体上去对病人的危险因素进行分层和统一管理，因为这些危险因素是相互作用的。我们不能把一个同时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和血脂异常的病人分到三个科室里，轮流转进行治疗；而应该同时控制这三个危险因素。这就是多重危险因素的分别管理到综合管理的理念，这是很符合现代科学中的系统工程学概念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便捷的、有利于病人的一个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