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循环》：NAVIGATOR研究是目前迄今为止最大规模具备统计学效能、在IGT伴有心血管危险因素和心脏疾病的人群中同时评价新发糖尿病和心血管终点事件的大型临床试验   第一个可同时评价IGT人群糖尿病进展情况和心血管转归的大型临床试验，那作为心血管领域的专家，您认为这项研究以及对未来高血压治疗有什么样的临床指导意义？

刘丰教授：应该说这项研究（它的）意义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我们在之前的高血压的治疗里面，虽然我们也是要考虑血糖，但我们的证据不多。但现在Navigator出来之后，从它的一开始我们就比较关注。高血压合并IGT的病人不在少数，我们在以前做过一个“中国心脏调查研究”，冠心病合并糖尿病的、和 （合并）IGT的比例非常高，那我们肯定会考虑高血压合并糖尿病、合并IGT的这部分病例会怎么样，而这部分病例就使得我们不得不考虑在预防治疗的时候要提前。所有说如果这个研究（结果）出来以后，对我们高血压治疗、高血压转归治疗都非常有意义，尤其是早期我们在考虑高血压的时候，就要考虑（患者）有没有IGT、有没有代谢综合征、有没有糖尿病的情况。而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早期进行干预了。所以说意义非常大。不论从各个年龄组（来看），它的意义也非常大。在老年心血管这一部分病例，应该也是包括在这个里面的。因为我是搞老年心血管的，实际上在老年心血管这部分病例里面，（Navigator）也是有它非常特殊的意义。我们期待着Navigator的实验结果出来。

《国际循环》：从NAVIGATOR研究设计上看，所有患者均接受严格的生活方式干预，您如何看待生活方式干预和药物干预？ 两者在临床工作中如何选择实施？

刘丰教授：内分泌的专家在这之前做了几个实验，因该说生活方式干预对糖尿病的预防还是有很好的作用的。但是从我们所知道的资料，生活方式干预的确是非常难，因为要改变一个生活方式，可能不是简单地一两天、一两年就可以改变得了的。虽然知道非常好，但做起来却会是非常难。所以说，药物干预就会给我们一个捷径。我们知道，中国人的饮食习惯是比较偏淀粉、偏糖的，（这一点）和外国人还不太一样。中国人改变这种饮食习惯会怎么样？我们的资料不是很多，应该说也是比较难的。从目前发表的循证医学来看，中国人改变一些生活方式，有的时候并不比外国人来得容易，（实际上）也比外国人难。所以说，在这时候如果我们能有像缬沙坦这类的药物去改变预后，我觉得可能会更好一点。最起码对我们医生（而言），除了让病人改变生活方式以外，也有了更多的一种手段。所以我们期待着Navigator的实验能有更好的结果，尤其是药物干预能有更好的结果。（对）生活方式干预，我们不要对它抱有太大的期望，因为从目前看，中国人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的控制率为什么会那么低？与我们根深蒂固的生活方式有很大的关系。